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易水文旅，ID：T-newmedia，作者：周易水
1979年1月1日，中国老黄历显示：宜纳采、订盟、祈福、上梁 、盖屋、起基。
那一天，中国一口气干了3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2.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国防部宣布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3.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这么隆重的开头，似乎注定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虽时值寒冬，但春意已盎然。
1979年的旅游业，像国内的有些行业一样，迎来了一个难忘的春天，也留下了一段极有价值的启示。
融冰：政府坚定力推
1979年3月4日第4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活动》。报道里的用词很值得琢磨，比如说“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停办了十多年，现在恢复后，报名参加者很踊跃。
语言是风向标，意味着风已经在吹。事实上，风从上一年就徐徐吹起：1978年3月5日，中央下发文件，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同时要求各省(区、市)成立旅游局；10月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对陪同会见的旅游和民航部门负责人说：“民航、旅游这两个行业很值得搞”。
从1978年底到1979年夏天，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旅游业的重要性。比如：“一个旅行者花费一千美元，一年接待一千万旅行者，就可以赚一百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五十亿美元。要力争本世纪末达到这个创汇目标”；“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
可以说，1979年旅游业的春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一场产业融冰之旅。
当年，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旅游工作领导小组，主管副总理耿飚担任组长，各地政府也相继成立旅游工作领导小组。一个“巧合”是，分管旅游的中央领导，通常都是被外界视为“开明派”的官员。
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对旅游业也非常重视，提出“风景出口”的概念，认为“旅游收入实际上是‘风景出口’，比外贸出口收入来得快”。
一个新时代来临了。1979年9月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旅游工作要从“政治接待型”转变为“经济经营型”。国务院相继批复旅游主管部门呈送的《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
自上而下解放思想，破除观念束缚，对当时的旅游业复苏非常重要。十年内乱中，旅游工作被视为“洋奴思想”“为资产阶级服务”。要改变这种观念，即使是在管理层内部，认识也存在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策层以及重要领导人的坚定推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中央不仅在口头上号召发展旅游，更是“刀刃向内”，率先垂范。1979年，国务院决定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内部高级饭店面向社会开放经营。带头开放的，是北戴河疗养区别墅院舍和钓鱼台国宾馆的两幢楼。
1979年8月1日，钓鱼台国宾馆尝试性地接待了一个菲律宾旅行团。1980年，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对社会开放营业，最便宜的标准间298美元一天/夜，最贵的总统套房3998美元一天/夜。
在中央的带动下，各省也纷纷将一批原本的内部饭店划拨给旅游部门管理，接待自费旅游者。
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坚定信心，成为旅游业崛起的一个强心剂。
初芽：企业积极试水
《人民日报》所提到的“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其实最初并不是旅行社组织的。
当年，或许是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大着胆子成立了旅游组，客源都是些熟人亲友，路线也只选在周边很近的苏杭地区。“苏州一日游”每人7.5元，据说可以在苏州最有名的饭店松鹤楼吃一顿四冷八热的午餐。
1979年2月，上海旅行社复社，成为上海改革开放后首家恢复的专业旅行社。有些旅行社也开始复社，一批旅游企业的入场，为旅游市场经营注入了活水。
复社后的上海旅行社在1979年国庆节推出“国庆游”，虽然当时的宣传广告仅仅是在橱窗里贴了一张告示，但从开放报名的前一天晚上，就有人在门口排起了长队。队伍排了通宵，只为抢一个出游的名额。
人心思春。春色亦满园。
1979年11月16日，全国青联旅游部成立。第二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青年旅行社成立。从此，国内旅行社进入国旅、中旅、中青旅三足鼎立的时代。
当时，招徕境外客人赚取外汇，成为旅游业的主要任务之一：1979年，港中旅在香港做广告推出“深圳一日游”，价格只需港币175元，吸引了大批香港及欧美游客；1979年，第一艘大型国际旅行游船瑞典“林德布雷德号”，载着110名美国游客访问山东烟台；当年7月1日，中国国际旅行社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开门营业，揭开神秘面纱的北戴河接待了一波又一波国外游客……
除了旅行社，一批新的景区也开始登上舞台。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包括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等景区恢复经营，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旅游景区。
“桂林山水甲天下，绝妙漓江秋泛图”。人们终于又浅斟低唱起来，渐起闲情打量这个社会主义旅游城市。
1979年，国务院给桂林城市定性为“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同时，一场以“拯救桂林”为主题的环境污染治理战役在桂林打响，关停污染企业、改造锅炉、消烟除尘、建污水处理厂……绿水青山成就了桂林的金山银山。后来，桂林也是最早开启“厕所革命”的城市。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灵隐寺里听钟声，钱塘江畔悟沉浮；六和塔下论古今，西湖边上说情缘。绿水抚琴，青山煮酒，何日更重游，再去忆江南。
1979年的杭州，让世界等来了再次追忆的机会。这一年，杭州西湖十景、岳庙、六和塔景区、净慈寺等曾被严重破坏的名胜古迹逐步得到整修、恢复和完善。历史文化遗产类景区得到迅速恢复发展。
旅游企业的积极探索，旅游市场的不断丰富，让1979年的旅游业萌发出蓬勃生机。
1979年4月1日，还发生了一件对旅游宣传有影响的事件。《旅游通讯》（即今天的《中国旅游报》前身）创刊，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题写刊名。据称，该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获批创刊的报纸。这份报纸见证了旅游行业和旅游市场40多年的风云变幻，它本身也成为中国旅游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东风：需求刺激改革
当国门在1979年打开一条缝，“到中国去”立刻成为全世界旅行者最大的愿望。据统计，1979年,美国有17万人申请来华旅游，日本报名到西安旅游的就有120万人。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一记：1979全年到华旅游入境人数为420万，中国旅游外汇收入4.5亿美元。
与巨大的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国内简陋的接待条件。最突出的是住宿问题，关于当时住宿条件的简陋，有很多段子广为流传。
比如没有房间，只能在饭店大堂打地铺；晚上正睡觉老鼠爬到床上；回国后发现行李包里钻进了蟑螂；一层楼只有一个公共厕所，迷之味道弥漫整个走廊；正洗澡的时候突然没热水了……
外国游客对此当然是不满意的，有人还给旅行社写信投诉，称这将“直接影响旅行者对中国的特殊好感”。
需求能刺激市场兴起，也能督促市场不断完善和改进。入境游客对住宿和卫生条件的高标准需求，直接推动了国内住宿业的改进提升。
1979年，一份关于与美籍华人陈宣选合资建设北京建国饭店的文件呈报国务院，这是我国第一家合资旅游饭店。邓小平等16位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签了字，饭店才建起来。
之所以如此慎重，是因为这不仅是盖一个饭店的事，而是以此为试点，大规模建设旅游饭店的开篇。此后，北京长城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等一大批合资饭店兴建，游客接待能力逐步提高。
1979年，首次旅游饭店工作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有76家饭店参会。到1982年第三次召开会议时，参会饭店已增加到340家。交流联谊、扩充视野，业界迫切需要学习新知识，人们也充满了饥渴。
除了改善硬件条件，旅游业也开始重视人才培养。1978年，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率先设置饭店餐饮管理、旅游外语等专业，成为我国最早开办旅游管理专业的院校。到1979年9月，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时名“上海旅行游览专科学校”）成立并开始招生，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旅游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
1979年11月9日，美国通用大西洋集团主席费尼拜会原中国旅行游览事业总局副局长孔筱时表示，愿意出资25万美元，邀请中方旅行社、饭店、餐饮、民航等从业人员赴夏威夷大学进修一年。
这一契机促成5人赴美学习饭店管理，成为我国首批公派境外学习饭店管理的留学人员。此后，类似的“走出去”“请进来”培训工作接连不断地开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旅游管理者和从业者。
1989年，我国首批星级饭店诞生。1990年，首批五星级饭店诞生。那些1979年流传在外国游客中的戏谑段子逐渐成为往事。
以需求导向促进行业改革，这是1979年给我们留下的重要启发。在这个春天，旅游业也将面临相当艰难的重启。
一场如此重大的疫情过后，大变局来了，世界格局可能发生改变，旅游者的需求也势必有所变化，进而影响旅游行业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将如何呈现，现在还是未知数。但是提前研究需求，或许比生硬地提供产品更重要。
春潮：标杆带动浪潮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徒步登黄山。他为黄山发展旅游业支了许多“招”，后被称为“黄山谈话”。谈话内容比较朴素，很接地气，零零碎碎，但句句说在点子上。这些内容人们已经相当熟悉，比如：
“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广开门路，增加收入。”
“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外国人到中国旅游，有时花钱少了还不满意，你们要很好的创造条件，把交通、住宿、设备搞好。”
“对黄山的工作要好好整顿。第一是服务态度，清洁卫生……服务员要有点外语知识，导游要有章程……床单、枕巾要每天换。”
“旅社建筑要搞得古色古香，将来要装冷风机。宾馆要设小卖部。你们的祁红，绿茶等可以搞小包装，一两、二两的，包装一定要搞漂亮，可以当纪念品，游客带回去送人，表示他到过黄山。特别是日本人喜欢笔、墨、纸、砚，砚台不要搞大。要卖门票，外国人一个价，中国人一个价。”
“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工作人员要实行按劳分配，年终利润多还可以发奖金。”
时人还发文回忆：当年邓小平黄山之行还碰到一群香港大学国文系的大学生，学生们很激动，有的学生称小平是“中国的伟人”，邓小平听到了说：“啥子伟人哦！和你们一样，是老百姓。”
对于中国现代旅游业来说，“黄山谈话”被赋予“开端”性的重要意义。但如前文所说，邓小平从1978年起就不断谈起发展旅游产业，相关谈话也不少，为什么历史选择了“黄山谈话”的1979年，作为中国现代旅游“元年”？
其实，恰恰是因为前面已铺垫了许久，这时候迫切需要出现一个标志性的标杆，来具象地承载政府、社会和人民对旅游业的殷切期望，真真切切干出点动静，干出点变化。黄山资源禀赋佳，底子好，适合当这个标杆。
1979年10月，黄山风景区正式对外开放。第二年，安徽省政府成立黄山规划领导小组，并组织6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驻华使节114人分两批到黄山观光。198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安徽省设立黄山市的批复》，这个城市因景区而得名，并被安徽省定位为风景旅游和疗养城市。
自此之后，黄山声名愈隆，妥妥跻身国内一线旅游景区和旅游城市之列。上个世纪90年代，黄山景区书写了另一段传奇：1996年，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先后在B股、A股上市，被业界誉为“中国第一支完整意义的旅游概念股”。
另一个因旅游而建市的张家界呢？它的1979同样在孕育着一场大变革。1979年，其时境内的慈利、桑植两县都对开发袁家界旅游产生浓厚兴趣，甚至因开发边界而引起纠纷。
当年，湖南省委要求湘西自治州委、常德地委进行协调，两县主要负责人在新划界协议上签字，为下一步深入发展旅游奠定了一个框架。
1979年，黄山的机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幸好它没有浪费天赐良机。
在关键的历史关头，总会成就少数幸运儿。因为他们立得正、看得远、踩得准、拿得起、放得下。
2020年的这个春天，是好雨知时节，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亦考验着当代人的智慧、定力和勇气。
多少事，朝前走，不回头，向未来。